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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视野下的人道主义思想

2、马克思自然观的三个维度及现实意义

3、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分析

  摘 要: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表明了马克思强烈的人文关怀。对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理解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关键词:马克思 思维方式 人道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是科学的人道主义,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从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的活动——实践出发,立足于唯物史观,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的手段,把“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

1、 立足于唯物史观的人道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之前,在社会历史观的领域中虽然有一些于历史唯物主义相关的观点和命题,但从总体上来说,整个社会历史观领域中都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占统治地位。唯心史观无视物质生产活动,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并把推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看作是某种主观或客观的精神力量,推行英雄史观。否认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把社会历史仅仅看作是个人主观随意活动的偶然事件的堆积,看不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则从根本上超越了这种唯心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并不是我们传统教科书所理解的把唯物主义的原则简单的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去,而是实践的自然观、实践的人的本质观以及实践的社会历史观的全面的统一,是包括自然、人和社会历史在内的整体意义上的超越。这种超越之所以能够实现关键还是在于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式——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历史观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因而也就合规律性的重新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科学的揭示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科学的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揭示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并且科学的说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1]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整个唯物史观都完整的包含在上面所论述的内容中,这不过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简要说明,而不是对理论本身的全面系统的阐述”[2]唯物史观的创立为人道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唯物主义的基础,也使人道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现实。

2、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主要实现手段

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从奴隶社会开始,人类社会就一直贯穿着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想方设法的加强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社会日益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阶级斗争也日益简单化和尖锐化。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无情的压迫和剥削广大的无产阶级。因此,像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学者那样只把目光投向统治阶级以期望来实现人道主义,这些人由于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所以他们的主张也势必流于空想。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则认为,要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就必须依靠阶级斗争的手段并摧毁那种产生不人道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实践的,科学的人道主义,它立足于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是维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所以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体现,“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的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3]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要实现出来,那么它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可见,只有内在的包含了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科学的,实践的人道主义。

3、 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就是作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和全人类的解放。可以说,马克思在“人”的问题上比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都站得高。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代表的只是部分群体的利益——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却是代表的全人类的利益,马克思把全人类和广大的无产阶级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起来,把无产阶级的解放看作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必要条件,把人类解放看作是最终目标和最高原则,实现了目标和手段的统一。因而也就是真正的、现实的、彻底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与之前的一切共产主义思想都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4]马克思这种从现实的人的角度理解的共产主义就比那些抽象的人道主义者从抽象的出发点理解的共产主义高明的多,表明了马克思始终立足于现实的人,立足于现实的人的实践。因而,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以每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3]“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得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5]因而马克思对人道主义的理想目标——共产主义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他不在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而是看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因而共产主义的实现也就不是原先那种个体主观上的追求目标,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些结论是在马克思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后得出来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指出,抽象的人道主义立足于抽象的人性的基础上批判现实,不加分析的否定私有制。而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科学的人道主义指出,尽管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讲得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和形式上的,但是这种人道主义也使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也有其合理性,但最终还是要走向消亡的。因此,建立一种能够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联合体——共产主义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必然的。

因此,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所思考的结果。对于这一思想的理解和把握,我们应该学会像马克思那样“思考”,也就是说,只有实践思维方式才是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研究的合理的思维方式,因而也只有通过实践思维方式我们才能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本真内容。(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1857—1858经济学手稿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内容提要】在新时代,要深化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必须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自然观独特的方法论。马克思对自然的研究,主要凸显了三个维度:一是实践的维度。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自然观相反,马克思的自然观强调从实践来理解自然,要求对“人化自然”的双重含义给予合理的对待。二是历史的维度。马克思强调将自然置于历史之中来研究,对自然与历史予以统一的把握,要求对生态问题必须予以社会历史的深刻理解与审视。三是资本的维度。马克思强调对自然的考察要同对资本的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自然观 实践维度 历史维度 资本维度

作者简介:于冰(1978- ),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生态意识的培育与践行研究”(14BKS055)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关于人类如何认识和对待自然、如何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思想、观点和方法。马克思的自然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40年代唯物史观创立时期,通过批判各种旧哲学、建立新哲学而阐发了大量有关自然的思想;第二阶段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论》创作时期即政治经济学研究时期,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阐发了丰富的自然思想;第三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史学研究时期,通过对古代社会史和俄国公社发展等问题的具体研究,阐发了许多有关自然的思想。马克思的自然观内容丰富,论域广泛,需要进行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但就其方法论特点而言,主要凸显了这样三个维度,即实践的维度、历史的维度和资本的维度。正是这三大维度,体现了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深刻变革。

一、实践的维度:自然观的深刻变革

在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个有影响的思想家都会有关于自然和世界的看法,而且各种看法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人类关于自然的认识,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推进的。马克思对自然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最早关注自然是从其博士论文开始的。从其《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这个论文题目中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自然的关注,尽管这里讲的自然并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讲的自然界,而是有其更为广泛的含义。借助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两种自然哲学的比较,马克思阐发了自己对自然的初步认识,并且阐发了有关必然与自由关系的思想。随着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逐渐深化了对自然的认识,从而确立了新的自然观。追溯和检视这一发展过程,可以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马克思自然观对黑格尔、费尔巴哈自然观的批判改造,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变革。

黑格尔是近代以来系统论述自然哲学的一位重要哲学家,其《哲学全书》的第二部,就是《自然哲学》。从绝对精神出发,黑格尔认为自然是绝对精神外化的结果,是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而且,自然是由各个发展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必然的,推动它们发展的是其内在的辩证法即内在矛盾。据此,他把自然界的发展划分为力学领域、物理学领域、有机学领域。相应地,第一篇考察的是空间与时间、物质与运动以及天体运动;第二篇考察的是物理天体、物理元素和气象过程等;第三篇考察的是生命,即地质有机体、植物有机体和动物有机体。这些领域是作为有机联系的系统而存在的,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整个宇宙精神。这种自然观显然是一种纯思辨的理解,所谓自然的存在与发展不过是精神的“漫游”。除了《自然哲学》,黑格尔在其美学研究中尤其是在分析自然美时也论述到自然,尤其涉及人化的自然。黑格尔认为:“这样一来人就‘把他的心灵的定性纳入自然事物里,把他的意志贯彻到外在世界里’,因而‘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18页)但黑格尔所讲的“人化环境”,不过是精神意识在自然环境中的“外化”。

费尔巴哈从人本学的立场出发,阐述了与之相反的自然观。他认为,人本主义或人本学就是以人和自然为哲学的最高对象,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基础。自然不应由精神来证明,而应由自己证明自己,自己产生自己,自然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因果性和规律性。据此,他批判了上帝存在的证明和目的论,同时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自然观。与此同时,费尔巴哈也涉及了“人化自然”的问题。在分析宗教的起源和秘密时,他认为,“人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人化自然本质,反过来——因为,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对象化、外化他自己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822页]费尔巴哈这里所说的“人化自然”,并不同于马克思所讲的“人化自然”,主要是指人对自然的一种虚幻的想象或幻觉,自然被披上了人的华丽外衣。

可以看出,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在对自然的看法上,都是各执一端。黑格尔虽然在对自然问题的理解上看到了人及其精神的能动性,但他过分夸大了这种能动性,以致自然完全成了精神的外化表现和产物。费尔巴哈虽然推翻了自然观上的神秘主义,但他所讲的自然只是静态直观中的自然、完全外在于人的自然。尽管他也讲到“人化自然”,但主要不是从肯定意义上,而是从否定意义上来讲的。马克思的自然观正是在批判改造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自然观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针对黑格尔以及其他一切唯心主义的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并不是什么绝对精神和意识的产物,而是客观的物质存在。“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8-39页)离开了自然界,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无论社会怎样发展,自然界总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现实前提。所以,马克思一再强调,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可见,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针对费尔巴哈以及其他一切旧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马克思主要突出了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哲学以及其他一切旧唯物主义尽管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般前提,但其根本的缺点就在于缺乏实践的观点,即离开了实践的观点,只是从纯粹客体的角度来理解,他们只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自然,以致对自然的理解走向片面化和简单化。正因如此,马克思在阐述自然问题时,特别突出了实践的观点,并将实践观点与唯物主义观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辩证唯物主义性质的自然观。

从实践的观点来理解自然,应当对马克思的“人化自然”加以合理的理解和把握。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人化自然”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然,二是指“属人”的、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然,即非异化的自然。这两种自然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使用。

先来看第一种含义的“人化自然”。马克思研究自然,与以往的“自然唯物主义”即“纯粹的唯物主义”不同,不是离开人、离开人的活动来抽象地谈论自然及其作用,而是认为自然是同人及其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是借助于人的本质问题的研究,通过人与动物的区别阐发了关于人化自然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们今天所面对的自然,实际上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也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中,自然逐渐变成了人化的自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针对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的直观唯物主义,从实践的观点做了有力的回击和深刻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确认周围世界的感性现实,而在于他没有发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人类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0页)这就是说,在实践活动中,不仅自然界在人化,而且人本身的自然也在人化;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周围的自然和人本身的自然实现着双向改造。

再来看第二种含义的“人化自然”。这种“人化自然”的“人化”,并不是指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是指自然界的“属人化”,即自然界不是成为人的异己力量,而是成为有助于人的生存发展的客观对象和现实力量。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应当通过人类的生产劳动,通过自然科学和工业,变成属人的自然界,即符合人的本质需要的自然界;只有这样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使人和自然界相分离,把人对自然界的占有变成了对自然界的丧失。人在这样的自然界中感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痛苦和奴役。人改造自然的力量越大,他自身就越渺小,因而人与自然处于紧张的对立关系之中。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不断强化这种紧张和分裂。因此,要解决这种分裂,使自然界不再成为异己的力量,就必须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消除异化劳动,可以重新实现人对自然界的占有,使自然界成为真正的“人化的自然”,即符合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因此,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总的来看,不论是何种意义的“人化自然”,都是同人们的实践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实践,就很难理解马克思所讲的自然,尤其是人化自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究竟如何看待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这一思想究竟能够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迪?深入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合理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就第一种含义的“人化自然”思想来说,应当结合今天新的发展现实,予以合理的诠释和正确的把握。社会要加快发展,推进现代化进程,无疑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然要求充分利用和改造自然,让自然给人类带来更多财富和利益。就此而言,“人化自然”的观点必须坚持。但是,重视“人化自然”,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化”的程度越高越好。人化的程度是要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主要来自自然界本身和人本身。其一,人虽然不同于自然,但又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既然人是自然之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他的活动及其自身的发展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习近平反复强调:“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个道理要铭记于心、落实于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9页)其二,人的创造不能离开自然。人不同于动物,人是富于创造性的。正是在创造的过程中,人才体现出自己的本质力量,才真正超越于动物。但是,人的创造不是凭空的创造,诚如马克思所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并且进一步认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8页)其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必须注意自然界的“优先性”。人总是在实践活动中生存、发展的,离开了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人类的生存发展以及人类历史就会中断。但是,即使实践活动再重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9页)尊重自然,会得到可喜的回报;违背自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就是通过这种作用得以显现的。所以,“人化自然”的发展不能以破坏整个自然界的平衡为代价,“人化”的限度应该合理控制。

就第二种含义的“人化自然”思想来说,应当突出“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指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化自然”不仅仅指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也指自然界的“属人化”,即“人化自然”不应是“敌视人”的自然,而应是“亲近人”的自然、适于人的正常生存发展的自然。这一观点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必须明确经济发展的目的。加速经济增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还是人的发展。我们应该反对为增长而增长的发展观,新型的发展观应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所谓以人为中心,就是在规划和推进发展时,必须把人民的利益当作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服务于人民、有利于人民。假如以破坏生态环境来换取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那么这样的发展只能是破坏人的生存发展的“发展”,是违背人的本质、本性的“发展”,一句话,是“异化”的“发展”。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会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页)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确发展的目的,这就是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家园。

人对自然的对象化和自然对人的“人性化”实际上是相互关联、彼此促进的,或者说,人与自然是双向生成的。人与自然既是互为对象性的存在,又彼此从对方获得存在和发展的力量。就像植物和太阳互为对象化存在一样,“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中,人对自然的依赖更大,人不能企图凌驾于自然之上。因而,使自然的改造与发展趋于“人性化”,这是人的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二、历史的维度:“自然—历史”观的确立

马克思立足于实践来考察自然,同时也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自然。在这里,实践的维度和历史的维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坚持从实践出发来考察自然,就意味着不能仅仅就自然来研究自然,而是要把自然放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来考察。或者说,从社会历史的视角来理解和把握自然及其发展。这是对以往自然观的一个重大超越,因而构成马克思自然观的一个重要维度。

在现实世界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和社会始终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在现实世界发展过程中,自然和社会总是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实际形成的是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或者说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人不断改变自然进而改变社会的历史。所以,考察自然不能离开社会及其历史。

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重大变革,就在于克服了以往旧唯物主义局限,确立了“自然—历史”观。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物论自然观基本上都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但其主要的缺陷,就是在对自然的看法上缺少历史的观点。费尔巴哈就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0页)与此相反,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变革,就在于实现了二者的统一。当马克思将视角转向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时,实际上就在寻找自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关联。这就是要探讨自然界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社会发展对自然界的影响,以及自然界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等问题。

社会发展虽然不能用自然原因来解释,但其毕竟与自然条件有关,不能完全轻视和否认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为此,马克思无论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还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以及社会发展的一般研究,都没有忽略对相关自然条件的考察,从中反映出他对自然以及社会发展的独特思考。马克思著述中所涉及的自然条件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地理环境、资源、气候、交通等因素,这些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要注意的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把很多自然因素纳入了生产力的范畴,变成了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

第一,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有着加速和延缓的作用。不是自然环境所提供的自然产品的绝对丰富,而是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页)地理环境还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开放程度和现代性的发育程度有重要影响。一般说来,位于沿海、水路的国家比较开放,经济贸易和社会发展较快;而远离海洋、四周环山的国家则往往趋于封闭保守,社会发展缓慢。从欧美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较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大多是地理环境比较优越的国家。如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以及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美国等,都是海岸线上的国家。相比之下,德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发展的起步较晚,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其长期四分五裂,另一方面也同远离海洋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地理环境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的程度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产业形态下也是各不相同的。

第二,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是物质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和构成要素。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6页)人类最初是靠自然界所提供的现成生活资料而生存的,后来逐渐通过加工自然资源生产出新的材料和产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类社会就是人在与这些自然资源的物质变换中向前发展的。资源往往是通过对生产力尤其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如美国自19世纪以来,工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赶上并超过英国,除了其他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具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恩格斯曾经指出:“在煤炭、水力、铁矿和其他矿藏、廉价食品、本土生产的棉花以及其他各种原料方面,美国拥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没有的大量资源和优越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8页)另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开采对美国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认为“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2页)

第三,气候条件。气候条件对一个国家的生产结构、生产布局有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对农业生产结构和布局影响更大。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页)为什么温带易于资本的生长、发育?因为温带地区土地的差异较大,产品种类较多,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往往会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这种状况非常有利于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与之相反,热带气候所形成的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之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此外,气候等自然条件还规定着剩余劳动的界限。“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6页)

第四,交通条件。社会的发展与交通的发展密切相关。交通一方面与技术发展有关,当然与自然条件也有关系。马克思在谈到亚洲社会长期发展缓慢时就指出,交通的不发达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亚洲的原始的自给自足的公社内,一方面,对道路没有需要;另一方面,缺乏道路又使这些公社闭关自守,因此成为它们长期停滞不前的重大要素(例如在印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页]与之相反,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之所以快速兴起为资本主义国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交通条件的改变。这种改变除了来自16世纪前后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外,更重要的是来自铁路的修建。马克思把铁路称为“实业之冠”,这不仅是因为它有效地解决了交通运输问题,而且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促使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革。如对于那些交通条件落后的国家,“毫无疑问,铁路的铺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像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62页)

总的说来,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会伴随现代社会发展而减小,只不过是影响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自然条件一方面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又直接受制于社会发展。这就是社会发展对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反作用。对此,马克思不是就生态来研究生态,而是从社会的视阈来研究生态,因而研究的重点放在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尤其是关注社会发展、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影响。诚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所说,“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事实上取决于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它的目的或目标,取决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和知识水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这种理论的起点和实践起点在生态学家那里或多或少地被遗忘了”。(〔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页)事实确实如此,马克思对自然不是孤立考察的,而是从社会劳动的目的、组织方式、劳动方式以及资源和产品的分配方式等方面进行探讨的,特别是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性质方面来探讨的。在马克思看来,近代以来生态环境之所以会出现各种严重的问题,并不是自然界本身造成的,而恰恰是由人们的行为造成的,是由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造成的。只要这种发展状况不改变,生态环境的危机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关系。尤其在今天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社会因素更是这种矛盾的主要方面,理应加强关注。

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重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对待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科学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看,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是在发展上解决好这样一些关键性问题:一是转换发展方式。从以往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向高质量的发展方式。二是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业,发展新型节能产业。三是转变发展动力。由过去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为主要动力转向以创新为主的新动力,用创新推动发展。要实现上述这些方面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22页)习近平强调,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参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人民日报》2019年3月6日)这“四个一”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把握,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体现了党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只有坚持这样的理念和发展方式,才能保证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赢”。

三、资本的维度:生态危机根源的深刻揭示

马克思对自然的考察,无论是从实践的维度,还是从历史的维度,常常是同资本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资本的兴起和发展来看待自然是马克思自然观的又一重要维度。这一维度是实践维度和历史维度的具体化。马克思的理论主题是要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而要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关键是要摆脱资本的统治,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为此,马克思用其毕生精力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对私有制下的资本逻辑加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为了揭示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揭露资本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一方面深入研究了资本与人的关系,同时也具体考察了资本与自然的关系,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探讨。由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物质条件,所以关注自然是马克思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批判中重视自然的原因所在。

关于资本对自然和生态环境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一段话中给予了清楚的表达:“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91页)

马克思的这些话寓意深刻、内涵丰富,就资本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主要阐明了这样一些重要的观点:其一,只有资本,才形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普遍性。资本的生产不同于以前的生产,它不再诉诸传统生产技术与经验,而是依靠科学技术,这就必然会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其二,只有资本,才形成了现代文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低下,人在自然界面前畏首畏尾,只能表现出“对自然的崇拜”。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破除了这种神化现象,开启了新的文明。其三,只有资本,才打破了各种地域限制,扩大了交换和交往。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们利用和交换自然的力量有限,因而其活动主要是在封闭的环境里进行,重复着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的扩大,人们开始冲破狭隘的地域界限,克服了闭关自守的状态,开启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然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在利用自然创造文明的同时,又对自然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破坏作用主要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利润最大化是其唯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资本可以不顾及任何事物的存在和限制,可以冲破原有的各种关系和平衡,恣意妄为地行事,由此产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资本逻辑自身之中。

一是对资源的任意掠夺。由于自然力和资源“不费资本家的分文”,因而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便无限地吸收和利用自然力和资源,导致对各类资源的盲目开发乃至掠夺。马克思以土地为例作了深刻的说明,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使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一方面汇集着社会历史的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自然条件。而且,对土地的残酷使用,对土地本身也是一大伤害。“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580页)马克思虽然讲的是资本对“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掠夺,实际上也适用于所有对自然资源的分析。

二是对生态环境“新陈代谢”的断裂。在这方面,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有独到的阐发。他认为,在研究马克思的自然理论时,必须注意其“新陈代谢”的观点,即资本的发展造成了自然界“新陈代谢”的断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相互敌对的分裂,使这种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种‘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事实也确实如此,马克思在研究土地问题时就是把“新陈代谢断裂”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8-919页)由于土地“无法弥补的裂缝”的出现,最后必然是对土地自然力的极大破坏。

三是对人的生活环境的破坏。资本的扩张与发展,不仅造成土地资源和农业生产的衰竭和“裂缝”,而且侵害到城市生活。由于资本的侵入,不仅工人的劳动发生异化,而且其生活环境也发生了严重的恶化。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空气、阳光、清洁不再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反倒是黑暗、污浊、污水构成了他们的实际生活环境。恰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在工人那里“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居住,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污染……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5页)在这里,马克思将工人生活环境的状况揭露得淋漓尽致。在此后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更是对工人的居住条件、工作和生活环境做了详细描绘,生动地反映了资本对生活环境的破坏状况。

四是对消费的盲目刺激。资本要增殖,必须要求扩大消费。无论是扩大资本的再生产,还是扩大销售市场,都要以扩大消费为前提。如果资本家不能将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卖出去,那么剩余价值就不能得到正常实现,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就会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刺激消费,甚至鼓动盲目消费便成了资本增殖的客观需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的消费需求做过高度概括,并归纳为三点要求:“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页)正是由于消费的刺激,造成了许多资源和能源的盲目开采以及许多产品的浪费,由此带来资源环境的压力,进而形成生态环境的危机。

总的来说,近代以来生态问题的出现和恶化,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非自然性、反自然性的一面,最根本的原因是资本逻辑的强势推进。当年马克思就说过,“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5-96页)这里所说的“那些矛盾”,其中之一就是资本与资源的矛盾,尤其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无限性与各种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如果这一矛盾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任资本无限扩张,那么生态必然失去平衡,资源必然趋于枯竭。

马克思关于资本与自然关系的立场、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处理这一关系也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应当看到,资本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本性。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始终是其首要目标或最终目的。在逐利驱动下,资本的发展往往是盲目的,一旦失去监管,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任凭资本盲目发展,它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很难控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世界发展还出现了一个新现象,这就是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资本实力,千方百计将传统的落后的产业转移出去,同时也把资源能源的开发以及废品垃圾的处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就加剧了世界性的生态不平衡和环境危机,从而引发了全球生态正义问题。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产生,已经向人类敲起了响亮的警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重视起来,正在制定相应措施加以防范。我们更加需要增强防范意识和风险意识,推动经济和生态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4、5、7、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3]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4]〔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年第12期

摘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揭示的自然概念,不同于以往哲学家们的探讨,具有较强的变革性意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然概念是建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上,集现实性、实践性、社会历史性、人文关怀、生态美学建构于一体的人化自然理念。在当今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生态问题日益严重,这亟需我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思想对解决当代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自然观;实践;社会历史性;人文关怀

在马克思之前,自然观的演变在西方的哲学历程中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即自然观的概念历经了古代朴素自然观、中世纪宗教神学自然观、近代机械自然观以及黑格尔抽象自然观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发展过程。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是在批判前人自然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尤其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自然观的批判,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崭新的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化自然思想。这在自然概念的演变历程中具有变革性意义。马克思人化自然思想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提出的,指的是由人的本质力量创造并且为社会的人所占有的对象世界。也就是说,人通过实践活动,彰显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在此过程中,人化自然所体现的现实性、实践性、社会历史性是马克思自然观的内核所在,并且在此基础上衍生的生态文明的美学建构及以人的类特性为主体的人文关怀是马克思自然观所具有的变革性意义之所在。

一、自然概念的历史溯源及马克思自然观形成的前提

马克思对自然概念的探讨及其人化自然理论的变革性突破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从逻辑上来说,要探析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理论的本质精髓,就需要了解马克思自然观形成的前提及其具体过程,由此一来,厘清自然概念的历史演变就成为探讨马克思自然观不可或缺的一环。如前文所述,在马克思以前,自然概念的演变在西方的哲学历程中有着漫长而又异彩纷呈的过程,从古代朴素的自然观、中世纪宗教神学自然观、近代机械自然观到黑格尔的抽象自然观以及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自然观,自然概念的发展历程可谓是环环相扣。而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与自然概念的发展息息相关,尤其是黑格尔及费尔巴哈的自然观,对马克思人化自然思想影响极大。早在古希腊时期,自然便是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这时的哲学在性质上属于自然哲学,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宇宙万物,他们企图通过观察具体纯粹的自然之物,寻求世界的本源也就是始基问题,如泰勒斯的水本原。到赫拉克利特这里,自然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主张一切皆流,无物常驻,自然万物处于变化之中,真正不变的是“变”本身,这个过程将自然的运动变化与逻各斯结合,使得早期自然观变得丰富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人对自然的认识始终囿于朴素的自然观之中。到了中世纪时期,随着宗教的蓬勃发展,自然失去了神秘性,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蒙上了宗教的色彩,认为是神创自然,所有的自然之物都是神的精神的体现。由此而来,自然的客观性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上帝的产物,严重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近代以来,随着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积淀,近代哲学开启了以理性为基点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这使得近代机械自然观与朴素的自然观、神学自然观不同,它消解了古希腊时期自然的神秘性和中世纪时期自然观的神化性,将自然与科学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认识自然、控制自然为目标,要做“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构成了一种机械的自然观。如霍布斯把自然界的一切运动形式归结为单纯发生位移的机械运动,认为“运动就是失掉一个位置而获得另一个位置”。虽然近代的机械自然观对当时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为人类提供了研究自然的方法与原则,但是同时也形成了对自然的破坏,恶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时期,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不满意机械的自然观,他们将自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从思辨的角度去认识自然。在康德看来,自然的最高目的就是人的文化。

黑格尔在其“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的第二阶段,阐述了他的唯心主义自然观,即将自然作为绝对精神的外衣。也就是说,自然是一种形式上的存在,自然的核心在于他的绝对理念。黑格尔虽然认识到了自然的外在性,但很快又将自然建立在精神之中,他说“自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自身完成之物,可以离开精神而独立存在,反之,唯有在精神里自然才达到它的目的和真理”。黑格尔如此便将自然纳入到精神的体系,并将自然作为绝对精神的产物。至此,黑格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强调的是他理念的魔力,而非自然的客观性。如此一来,在黑格尔的视野中,自然始终笼罩在绝对精神之中,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但是,在黑格尔的自然观中,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就是黑格尔认为自然的变化是一个辩证的发展的统一体,这个有机的整体随着内在本质力量的运动,自然界的发展也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此外,最早提出“人化自然”相关论述的是黑格尔,即“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黑格尔虽然看到了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但究其内核在于绝对精神,他对自然的认识始终建立在唯心主义的思辨体系之中。由此一来,马克思对黑格尔自然观的批判改造,就反映出了黑格尔自然观的缺陷所在。

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自然观不同,费尔巴哈主张“一切科学必须以自然为基础”,并由此提出了感性的自然与感性的人。在费尔巴哈看来,要正确地理解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世界就不能从思维出发,应该从当下存在出发;不能从抽象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存在出发,应该从直接的感性存在出发,也就是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自然界出发。费尔巴哈的自然观相对于旧的自然观有了很大的进步,使得客观的自然界从抽象走向感性。然而,费尔巴哈对自然界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视域之内,他既没有看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活动,也没看到活动中的人与自然的社会历史性,所以,费尔巴哈的自然观也是片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批判了费尔巴哈的错误:“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马克思在此深入地剖析了费尔巴哈自然观的合理之处与不足,为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自然概念的形成过程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观点为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自然观,由此所形成的马克思在自然概念上的创新是逻辑的必然。

二、马克思人化自然理论的特征

马克思在批判地汲取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自然问题上的精髓的基础上,在《手稿》中提出了不同于黑格尔的抽象自然、费尔巴哈的感性自然的人化自然理论。人化自然理论将人的实践活动与现实的自然相结合,突出了人化自然的实践本质,诠释了人化自然的现实性、实践性、社会历史性,完成了自然概念的变革性转变。

(一)马克思人化自然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自然的现实性

在马克思实践哲学视域下,对自然概念的认识不再是朴素的表现、机械的集合或者抽象的存在,而是与人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的现实的存在。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自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由此,我们知道了自然界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现实地为我们肉体的生存提供材料、为生活提供劳动加工对象。自然界既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外衣,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谓感性的存在。自然界有着更为丰富的存在,与人类的日常关联在一起,可以说没有自然界,就没有劳动,也没有生命的延续,它不仅仅是一个外部世界,更是我们生存生活的空间和材料。同时,现实的自然也是马克思自然观得以建立的基础,没有现实的自然,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理论将荡然无存。

(二)马克思人化自然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二是实践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人化自然所具有的实践特性。马克思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身体,是通过实践活动完成的,由此实现的不仅仅是人自身,更是人与自然相融合的过程。“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也就是说,在以自然界为人的“无机身体”的基础上,人通过实践的对象性活动诠释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由此证明人是与动物相区别的类存在物。也正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实践过程中,自然才表现为人的作品与现实。如此一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相得益彰。因此,从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而彰显出的人的本质,是以实践为基点展开的,而实践活动使得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实践是人化自然的本质所在。然而,自然界对于人来讲不仅仅是一种维持人的肉身存活的工具性的实践活动,更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

马克思在《手稿》中也强调了一点,即“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此一来,自然不仅仅是人获取生存资料的宝藏,也与人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在我们进行对象性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有音乐感的耳朵可以感受到音乐的天籁之美,有发现美的眼睛可以体验着自然的奇妙之美。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中,通过实践,人们创造着对象,也改造着自然。“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在此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实践活动、精神活动得以确证,“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如此一来,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实现了主客体统一,这不仅彰显了人的本质的独特性、丰富性,还诠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美学建构。

(三)马克思人化自然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三

在于实践的社会历史性社会历史性的维度是马克思自然概念所具有变革意义的创新所在。在唯心主义那里,自然一直在现实的视野之外;在旧唯物主义的视界内,自然与社会历史又是割裂的。马克思从实践的视角出发,以自然的现实性为基础,指出自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人的生活世界息息相关,同人的社会活动一样具有社会历史性。人化自然的社会历史性从一开始就进入到了马克思的视野之内,尤其是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的自然界的时候指出了费尔巴哈的感性自然忽略了自然界的社会历史性。自然界与人的存在、人的活动息息相关,而人的活动是社会的活动、历史的活动,所以人化自然的理论也体现了社会历史性。“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只有认识到人化自然的社会历史性,才能更好地理解人化自然概念的核心,正如马克思说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三、马克思人化自然理论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当我们对马克思人化自然理论形成的前提及具体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之后,我们发现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理论不仅仅在于彰显它的现实性、实践本质及社会历史性一系列特征,更多地表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因此,以马克思人化自然理论为基础来解读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反思和启发意义。我们一直以地大物博自居,事实上却是人口的繁密与资源的相对匮乏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要突破这种人与自然不和谐的现状就需要重新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摆脱自然对人的异化。在这个过程中,要突破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等极端的理论束缚,建立一种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生态机制。然而,深入剖析人与自然之间的危机关系,不难发现人与自然的矛盾只是表层矛盾,其根本矛盾也就是根本问题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由此观之,要解决当代生态问题根本之所在在于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这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关键。马克思一生的哲学光辉旨在捍卫人的现实生命价值,在此之中所蕴含的是一种人文关怀的维度,他的人化自然理论也是在诠释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并由此来确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

在当今中国,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生态建设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的一系列讲话中,都旨在说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绿色城镇化的建设中,我国颁布并实施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旨在根据我国的资源分布情况、环境承载能力、人口增长率等方面,构建一种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增强中小城市承载能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些具体的措施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做出了一定的保障。但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筹发展,归根结底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人文关怀,以此取代以物质利益为首位的经济链。譬如说,在我们传承历史文化、建设自然景观的时候,要尊重自然,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前提,保护历史景观的多样性与独特性,而不能为了所谓的经济增长去过度开发。在《手稿》中,当马克思指出人与动物区别的时候,马克思说,人懂得按照美的规律来建构。这里的美的规律,不仅仅是指人在改造自然活动的过程中所表现的人的审美活动,同时也包含着马克思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真善美的呼吁。因此,我们应以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理论为导向,扬弃自然对人的异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营造一个舒适自由的氛围,更好地建设美丽中国。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12-213.

[2]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上卷[M].蔡震华,李金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18.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6-157.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龚小聪 单位:黑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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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www.dkdd.net/post/2676.html发布于:2025-11-21